這些出身農村的少年，被從中考、高考的“獨木橋”上擠下來后，難以得到正規的職業技能培訓，十幾歲時開始“混社會”。實務學堂像一個避風港，給了他們學習技能并思考未來人生方向的空間，但離開學堂后，他們的人生又將如何展開？

一所特殊的學校

我第一次見到陳藝文時，他正坐在教室里的一張書桌前，戴著外掛耳機，看一個講編程的B站視頻。正是課間休息時間，學生們走來走去，教室里亂糟糟的，陳藝文處于其中，顯得很安靜，他正在努力學習編程的后端技術，希望明年能學成出去，趕緊找份工作。

陳藝文是到實務學堂以后開始接觸編程的。這是一家專門為農村輟學青年提供技能培訓的私人機構。2018年，沒考上高中的陳藝文本想去技校學點手藝，被剛從技校輟學回來的表哥攔住，告訴他“那里學不到東西”，之后，陳藝文的姑姑推薦他來實務學堂。姑姑上過大學，后來又在北京工作、安家，在家族里屬于見過世面的年輕一代，陳藝文信任她，于是來到這里。

陳藝文中考失敗后來到實務學堂，目前在學習編程

那一年，實務學堂剛成立不久。現在，這里有學員20多人，從15歲到21歲不等，來自湖南、吉林、四川等不同的地方。他們的共同點是：留守兒童，出身農村，十幾歲時輟學，外出打工，但不管從技能還是心理狀態上，都難以真正融入社會。歐陽艷琴是實務學堂的創始人，她告訴我，這些學生里，念過普通高中的只有五人，其中三人沒有上完。歐陽艷琴出身于湖南農村，父母很早就到東莞打工，她大部分的童年時光是跟著爺爺奶奶在老家上學。幸運的是，歐陽艷琴一路從初中、高中讀到安徽大學，后來留在北京做了記者。但早年的留守兒童經歷，讓她對這個群體有天然的共情能力，總想為他們做點什么。

2015年，歐陽艷琴辭去記者的工作，來到父母打工的城市東莞，創辦了一家針對6～11歲流動兒童的造物空間，后來，又聚焦于樂高興趣課。2017年，歐陽艷琴回到北京，去一家打工子弟學校，想看看孩子們有什么真實的需求，“哪怕只能在里面開一個樂高空間也行”。碰巧遇到初三的一個班主任開學時突然離職，學校急缺老師，歐陽艷琴就留了下來。當時的一個大背景是，北京的大量底層務工人員因為生活空間的進一步縮減，面臨著離開或留下的艱難選擇，不少打工子弟學校關停、拆除。歐陽艷琴意識到，對這個群體而言，亟待解決的問題或許并不是一個樂高空間，而是最基礎的教育資源。

一些15~21歲的學生輟學后來到實務學堂學習

實務學堂就在這樣的思考下成立了。機構的第一家校址開在北京昌平城鄉接合部，離北六環不遠，周邊至少分布著9個城中村，靠近天通苑和回龍觀，二者被稱為“亞洲最大社區”，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者。學堂之所以開在這樣的地方，歐陽艷琴有自己的考量，她想做針對城市流動少年的職業教育。在教育部，這類群體有專門的稱謂，即“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據，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424.04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的有1048.39萬人，在初中就讀的有375.65萬人。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必須回到老家讀高中、考大學。回到老家，意味著重新適應新的教育環境，很多流動少年就在這個城市與鄉村的斷裂處輟學。

失學

盡管只有17歲，實務學堂已經是陳藝文讀的第七所學校。

陳藝文生于四川省廣安市岳池縣興隆鎮下的一個村子。興隆鎮是岳池縣西北片區的中心鎮，距離縣城16公里，還是四川省級小城鎮建設試點鎮，因此，鎮上的學校從幼兒園到初中都有。陳藝文的幼兒園與小學前三年都在這里度過，他清楚地記得幼兒園的那段時光，因為“特別快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六一兒童節的時候，幼兒園的老師會給每個小孩發一包糖，他帶回去，和爺爺奶奶一起吃。

那時，爸爸媽媽已經出遠門打工了，每年只能在過年時見一次。父母具體是哪年離開家的，陳藝文已經記不得，但他后來經常聽親戚們提起一件事：3歲那年的春節，爸媽過年回家，給他帶了好多玩具，陳藝文當時并不認識他們，還是周圍人提醒，才將信將疑地叫了“爸媽”。當時，班里同學中父母出門打工的情況非常普遍，他從小一起玩的朋友也是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每年暑假才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一段時間。

父母不在身邊的那幾年，按陳藝文的描述，自己算是充分解放了天性，作業不想寫就不寫，課不想上就不去，為此沒少挨揍。一次是被50多歲的奶奶追了大半條街打；還有一次，干爹用繩子將其綁到摩托車后座上，送去了學校。但學校里一個班五六十個孩子，一個年級四個班，老師也管不過來，上課的時候，只要不過分打擾課堂秩序，隨便干啥都行。陳藝文形容自己是“標準的差學生”，除了學習不好，其他事兒一概不惹。大多數時候，他在教室后排睡覺，或者和同桌“擺龍門陣”，以度過無聊的上課時光。

這些“光榮事跡”最后都傳到遠在北京的父母耳朵里。三年級下學期的暑假，父母回來帶走了他。到北京后去的第一家學校叫“七彩”，是一所私立小學，一年學費四五千元，對陳藝文的家庭來說是筆昂貴的開支，但學校的教育質量并不好。在陳藝文的印象里，老師們教的東西甚至比老家教的還要淺一些。學風也不好，班里一對學生情侶大膽到公開在教室接吻，那會兒沒有接受過任何性教育，陳藝文以為接吻會導致懷孕，還悄悄為那個女生擔心過。

換了個全新的環境，再加上班里一大半都是北京本地孩子，很長時間里陳藝文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當時，父母在昌平郊區的一家模具廠打工，一家人就在工廠附近的村子里租了間小平房。學校離家遠，要坐一小時校車，陳藝文每天早上不到7點起床，拿上父母給的兩塊錢，在村頭買倆包子，帶在路上吃。父母工作忙，往往天黑了才從工廠里回來。雖然村口就有一趟公交車通往朝陽市區，但一家人從來沒一起出去玩過。陳藝文經常自己帶著公交卡，脖子上掛著家里的鑰匙，一個人去市區找姑姑。

到五年級，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就讀的學校被拆了，陳藝文轉去了另一家叫“博文”的學校。剛讀一年，父母所在的工廠要從北京搬到天津，陳藝文再次跟著轉學，在天津讀完了六年級。等到上初中時，父母發現，幾次轉學中，學籍不知道何時弄丟了，這讓在當地讀初中變成了一件更難的事兒。

兜兜轉轉后，陳藝文再次回到老家鎮上讀書。每一次轉學，都伴隨著對老師和周圍環境的重新適應問題。陳藝文的成績下滑得越來越快，初一時他還勉強跟得上，初二開始越來越吃力，到初三就直接“自暴自棄”，又回到了小學三年級前的狀態，逃課或上課睡覺。他的中考成績只有300分，連縣里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傳統教育之路匆匆畫上了句號。

在農村，陳藝文的情況并非個例。2015年，國家統計局做過一項針對全國1%人口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15～19歲人口隊列中，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為83%，農村同隊列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比例為53%，這意味著將近一半的農村初中畢業生直接選擇放棄高中階段教育，或者沒有接受完整的高中階段教育。

職校

從中考的獨木橋上被擠下來時，陳藝文才15歲，依照大多數農村孩子遵循的教育路徑，下一步就是找個中職院校繼續讀。他的表哥雷涵，即上文提到的干爹家的兒子，比他早兩年參加中考，但成績只有200多分。那時的雷涵才14歲，想著至少要再接受一下學校教育，經同學推薦，去了他們縣城里的一家職校。

來自中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中職學校為1.03萬所，年招生達559萬人，占高中階段受教育人口的41.37%。這意味著，在中國，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數量接近高中階段教育學生總數的一半。來自教育部的另一項數據則顯示了他們的家庭背景——農村戶籍學生占中職學校在校生總數的82%。

實務學堂的孩子們有時會在室外的自然環境里上課

和讀高中不同，上職校幾乎沒有任何門檻，雷涵交了2000元學費就去報到了。事實上，在我國的職業教育中，“敞門招生、寬進寬出”已經是普遍現象，但職校的教育質量卻和現實需求有很大差距。徐州財校的前副校長、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顧問劉景忠有著40多年的職業教育經歷，他曾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提到我國職校教育的一系列問題，包括生源質量與教學水平的同步下滑、不少學校專業設置的趨同、教學離產業需求越來越遠等。“現在很多校長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別出事’，至于培養出的學生素質如何，就業質量怎么樣，沒有人真正考核這個。”

雷涵一開始確實是本著學點東西的心態進職校的，到了之后才發現，根本沒有一點學習的氛圍。早上9點上課，到了教室，老師在上面照著課本念，學生在下面埋頭玩手機，雙方互不干擾；課程設置也很“水”，下午不到4點就放學，“大部分時間都在玩”。周圍同學大都是從傳統教育路徑上被淘汰下來的，基礎一樣地差，有些連課本上的字都認不全，數學、英語這些更別提。

雷涵告訴我，自己就讀的職校是全縣出警率最高的地方。開學軍訓的第一周，他就撞見兩個同學揮了拳頭。還有一次，同班的兩個男生為一個女孩爭風吃醋，各自帶了一幫人在操場打群架。雷涵剛到宿舍時，還在柜子里發現過幾根鋼管，室友們推測是上一屆學生留下的，本來準備扔掉，后來一想，“好像留著也沒什么壞處，萬一（打架）要用到呢？”在職校的那半年，雷涵學會了抽煙，在他看來，那是一種社交與生存的手段：學生之間見面習慣性地買包煙散一下，拒絕就意味著將自己排除在圈子之外。

一個學期下來，雷涵自覺繼續待下去的意義不大，第二學期就沒再去了。后來，當陳藝文前來咨詢自己下一步該去哪兒時，雷涵給的第一個建議就是“別去職校”。

游蕩

2020年11月，當我在實務學堂見到雷涵時，他正在和兩個同學討論問題。雷涵顯然是話題的主導者，坐在三個人的中間，一邊說，一邊在電腦的百度搜索框里輸入“馬克思”幾個字。他身高一米七五，戴金屬框眼鏡，頭發做了離子燙，偏分到兩邊，穿一件白色衛衣，腳上是一雙厚底運動鞋，整體看起來帶點文藝范兒的休閑風，偏學生氣質。這個形象的雷涵，很難看出是“混”過兩年社會的。

雷涵來實務學堂前，上過職校，混過社會

從職校出來后，15歲的雷涵在家躺了幾個月，無所事事。后來，經朋友介紹，到鎮上的一家工廠生產足球。工廠的規模很小，老板加員工一共也就幾個人。一個月1000元，吃住在家里。雖然工資不高，但挺自由，遲到了，老板頂多說一句或者根本不搭理。下午三四點，雷涵提前把手上的活兒做完，就可以去網吧打游戲。

干了沒幾個月，因為擔心廠子里常年散發的化學氣味對身體不好，雷涵離開了，“又在家混了半年”。2018年夏天，經媽媽的朋友介紹，他去了縣城的一家酒樓當傳菜生，工資提到了2000元，但也更累。雷涵向我描述，酒樓的一層是接待處，二樓是大廳，三樓是一些包間，廚房在二樓，遇上宴席，需要一次端著十幾盤菜二樓、三樓來回跑，還沒有電梯。客人走了，要再把餐具收回來，放到一個大盆里，由兩個服務生抬下樓。雷涵笑稱，力氣就是在那時練出來的。

這份工作又沒干太久，雷涵的解釋是雖然工資漲了，但依然存不住錢。“到酒樓之后，他們經常出去吃飯、唱歌、喝酒，不跟著一起去，你就感覺格格不入。”那段時間，因為天天吃辣喝酒，雷涵的胃被搞垮了，再加上“游蕩了這么久，干了這么多工作，也想再學點東西”，雷涵離開四川老家，去了深圳沙井鎮的一家電子廠當流水線工人。

雷涵在流水線上的工作是“貼片”——把芯片貼到一張塑料板上，蓋好，打包出貨。每天早上8點上班，晚上8點下班。因為受不了工廠宿舍的臟亂，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離宿舍比較遠，上下班來回要一個小時。除開工作、吃飯、睡覺，每天屬于他自己的時間大概不到三個小時。“在這種情況下，你是根本想不到學習的，整個人都麻木了。”雷涵說，“無法接觸任何新的東西，也無法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身心都沒辦法發展，整個人感覺被異化了。”

在和實務學堂的年輕人接觸的幾天里，不少人都有過一段“混社會”的日子。21歲的李成杰是學堂里年紀最大的，高中讀了一半就輟學，先是在當地縣城的網吧當網管，后來又去廣州，和父母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兒，每天的工作就是搬磚、和水泥、抬水泥，一天下來，腰酸背痛。因實在受不了辛苦和枯燥的工作內容，李成杰又找了家按摩館當學徒，本來想學點技術，但去了之后一直干著前臺的活兒。

“學點技術”，未來好有一技之長——接受采訪的孩子們幾乎都向我表達了這一想法，但要找到一個安全合適的場所并不容易。陳藝文也想學點技術，他曾在北京昌平的一家汽修廠當學徒，但和李成杰遇到的問題一樣，對方壓根就是在找一個不用簽合同、不用付工資的童工當免費勞力。干了三個月，陳藝文只學會了怎么把車子的零件卸下來，還差點在一次打下手時，被修車的機器切到手。

“以后我到底可以干啥？”離開汽修廠后，陳藝文不止一次問自己，普通高中肯定是上不了，職校又學不到東西，此時的自己只有15歲，未成年，想去正規工廠打工，對方都不一定要。況且，陳藝文的心中始終有個小火苗在躥，他想再好好地學點東西，為未來多做些準備。

歐陽艷琴

歐陽艷琴對陳藝文這樣的孩子并不陌生。在一篇自述文章里，她曾講過自己的經歷：“高考結束，農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訴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沒有一個考過二本線的。我想起14年前，自己踩著線被重點大學錄取，成為我們大家族（包括父系和母系親屬）里的第一個重點大學的學生。爸媽不顧我的反對擺了酒席，姨娘們差點去縣電視臺點歌賀喜。14年過去了，我們的家族依然沒有第二個重點大學的學生。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里，考上本科學校的屈指可數。對農村學生來說，高考選拔就像從門縫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僅存的那幾粒沒有被擠掉的稻谷之一。”很久以后，歐陽艷琴看到北京大學教授宋映泉等人的調查數據，“他們追蹤的1866名打工子弟（這是一部分跟隨父母從農村到北京的孩子）中，考上重點大學的不到1%，有60%的人沒有讀過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相當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初中學業都沒有完成”。

當我在實務學堂見到歐陽艷琴時，她穿著一身寬松的運動裝，腳上的運動鞋看起來已經很舊，個子不高，身材偏瘦，頭發剪成了板寸。歐陽艷琴告訴我，受過去成長經歷的影響，自己從創業一開始就將目標對準了這些來自農村的少年群體。“對我來說教育這件事情是令人興奮的，但僅僅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教育，對我來說沒有那么興奮。我覺得我跟這些孩子之間是有共情的，很自然地就會覺得能理解他們。”實務學堂最開始的名字是“科蚪實務學堂”，這是歐陽艷琴創業第一天就想好的名字，ke-dou——模仿的是敲門的聲音，她想為那些在中國城市邊緣的孩子們打開一扇門。

實務學堂的創始人歐陽艷琴

但可以怎么幫到這些孩子，歐陽艷琴一開始的目標是模糊的。她去北京的城中村貼海報、發傳單，設置的關鍵詞都是諸如“保證孩子的身心健康”“讓孩子能夠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讓他們學習面對社會生存的通用技能”等，她設想的是做“平價版的貴族教育”。但這些詞對于城市打工家庭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們關心的問題是孩子能否繼續在城市里上初中、高中，以及從學校出來后，能否找到工作。歐陽艷琴后來修改了學堂的定位，再有家長找過來時，她會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在我這里讀完初中，然后在我這里讀高中，我還可以推薦你們讀大專和找工作”，除此以外，“不用擔心孩子去打架、學壞”。

實務學堂的課堂是開放的，孩子們有充分自由的學習空間

歐陽艷琴告訴我，這些方向都是經過篩選的：“第一，這個專業本身有市場；第二，我們具備條件，包括軟件和硬件，軟件的核心是老師，硬件指的是資金，比如汽修我們肯定不會去做，它對資金的要求比較高；第三，就是我們要考慮這個課程的價值，例如編程的價值，除了能幫助學生找工作以外，我們在意的是它能夠培養某種結構化的思維能力。”

但也因為各種軟硬件的限制，和專門的職業教育學校相比，實務學堂能為孩子們提供的職業培訓方向還很有限。歐陽艷琴稱，實務學堂只能希望把職業教育的視野放得更開闊，“尤其是對于15～18歲的孩子，職業探索、人格發展本身就是他們自己的一個根基性的事情”。她說，這些孩子來的時候并不一定真的想好了自己要學什么，所以基礎教育對他們來說是終身受益的。另一方面，學堂也接受學生離開的時候不是去工作，而是想好了下一步去學某種專業，“如果他想好了，市場上有很多培訓機構可以滿足他的需求”。

暫時的避風港

通過接受捐助的形式，學堂的一些孩子們可以免費得到電腦，輔助學業

雷涵和陳藝文對這本書不是很感興趣，因此沒有選這節課，但他們今年讀完了另外兩本和經濟學有關的書。雷涵告訴我，當初之所以選擇留下，除了可以學點技術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里和過去經歷過的“養殖場”般的教育環境不同，“可以自己選擇感興趣的課”，“可以和老師像朋友一樣溝通”。

“這點對你很重要嗎？”我問。

“很重要。我在初中的時候屬于那種壞學生，不好好學，老師還會體罰，在這里完全沒有被壓迫的感覺。”雷涵說。

陳藝文也提到了這點，他覺得現在的自己相比于以前，敢于表達了，而且面對“領導”不再膽怯。他口中的“領導”其實是歐陽艷琴，“因為她是校長，其實和那些老板差不多的（角色），你把道理講出來，歐陽老師就不會為難你”。在他看來，自己身上發生的這些改變都是“以后職場上會用到的能力”。

兩年多的時間里，實務學堂曾因為資金問題幾度搬遷，從最早的北京昌平北七家，搬到馬池口，又搬到沙河鎮。今年上半年，因為疫情，北京遲遲沒有通知線下復課，歐陽艷琴將學校搬離了北京，南下廣州。現在，實務學堂位于廣州白云區帽峰山風景區附近的一家自然教育基地里，位置很偏，距離市中心40多公里，但環境不錯，有草坪、操場和游泳池，教室連著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大天臺，不遠處就是蔥綠的大山。上寫作課的時候，歐陽艷琴會帶著孩子們到野外的樹下或草坪上，曬著太陽，一起討論。

今年因為疫情，實務學堂從北京搬到了廣州，學校在一處自然教育基地，不遠處就是蔥綠的大山

現在，陳藝文每天會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學習編程，除了聽課，就是做作業、反復練習。他差不多想好了自己的未來，“先學前端頁面技術，學會之后就可以去公司里負責前端工作，到時候，再利用工作之外的時間學后端技術”。以前，他覺得學習必須在學校才能完成，現在，他學會了利用B站、中國慕課大學等尋找自己想要的資料。“現在網絡那么發達，我只要有心，都能學到。”

實務學堂沒有硬性的畢業期，歐陽艷琴說，如果這些孩子們找到工作或想好了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可以算作畢業。按這個標準，實務學堂創辦的兩年中，第一批學員中有4個人算是達到了標準，一個繼續讀了成人大專，其他三個找到了工作。

對這些孩子來說，實務學堂就像一個短暫的避風港，在這里，他們可以從繁重的打工生活中暫時解脫出來，讀自己想讀的書、學自己想學的東西，沒有老師、家長的逼迫，天性和人格被充分尊重。只是，關于生存的壓力就像一道無形的細線，始終牽拽著他們。剛輟學的那段日子，陳藝文覺得自己有大把時間，現在眼看離18歲只差一年，他第一次感到了壓力。他告訴我，自己準備下個學期就離開學堂，一邊實習一邊找工作。雖然在這里能感受到一些未來的光亮，但從實務學堂走出去是沒有學歷證明的，他有點擔心，但也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把技術練好，以后不排除再去考一個學歷證。雷涵的編程技術學得還不太精，他自知以目前的能力，幾乎沒有公司會收，但學編程又需要大量的時間投入，他有點等不及。他打算明年出去工作，掙錢養活自己，至于找什么工作，他還沒太想好，只是“有可能和互聯網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