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作家愛用筆名，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這6位作家的名字，都是筆名，沒有一個是本名。
除此之外，周作人、柳亞子、劉半農、郁達夫、張愛玲、沈從文等人，都在發表作品時使用過筆名。
有意思的是，有的作家特意使用女性化筆名。郭沫若用過“安娜”，茅盾用過“冬芬”，周作人用過“萍云女士”，柳亞子用過“松陵女士”……反而是女作家冰心，用“男士”來作為自己的筆名。真是相映成趣。
使用筆名最多的，當然是魯迅了。據統計，魯迅一生用過180多個筆名。
魯迅的原名其實不是周樹人，而是周樟壽。1881年，魯迅出生于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新臺門周家時，取名周樟壽。1898年，魯迅離開家鄉，到南京水師學堂求學時，改名為周樹人。
1918年5月，還住在北京紹興會館里的周樹人先生，在好朋友錢玄同的鼓勵下，給《新青年》雜志投了一篇稿子。這就是后來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狂人日記》發表時所用筆名就是“魯迅”。
為什么要用魯迅這個筆名呢？
魯迅的好朋友許壽裳在魯迅去世后，寫過一篇文章《亡友魯迅印象記》。文章里提到，1920年年底，魯迅對許壽裳說過：“因為《新青年》編輯者不愿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
1926年12月，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也進行了解釋：“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土，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愿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除了“魯迅”這個筆名往外，魯迅還使用了大量筆名。這些筆名都不是無緣無故來的，而是有獨特的故事。
1924年，魯迅編輯出版了一部《俟堂專文雜集》，記錄在故鄉紹興搜集的古磚瓦當和拓片，所用筆名叫“宴之敖者”。對于這個奇怪的筆名，魯迅自己的解釋是：“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游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這里的“日本女人”，指的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1923年，魯迅與羽太信子發生沖突，導致兄弟反目，魯迅憤而搬出了北京八道灣的家——那是他自己花3500元買來的住宅。
魯迅曾經用過一個筆名叫“長庚”。這個筆名是怎么來的呢？
魯迅是家里的第一個孩子，被家人寄予厚望。在19世紀晚期，由于醫療衛生條件的落后，小孩子生病夭折的幾率很大。為了讓魯迅健康成長，1882年初夏，魯迅還沒有滿周歲，父親就把他帶到紹興城內長慶寺里，拜一位名叫龍祖的和尚為師父。龍祖和尚賜給魯迅一個法名，叫“長庚”，還送了兩件“法寶”。
后來，這兩件“法寶”不知道丟哪里去了，倒是“長庚”這個法名，偶爾被魯迅拿出來當作筆名。
由于魯迅經常更換筆名，將大家搞糊涂了，有時候會張冠李戴。
1934年1月6日，《申報》副刊《自由談》主編黎烈文請魯迅、阿英、唐弢、胡風、徐懋庸、陳子展、曹聚仁、林語堂和廖翠鳳夫婦聚會，為郁達夫、王映霞夫婦送行。林語堂夫婦來得較晚，到了后正好坐在魯迅旁邊。林語堂與魯迅早就很熟識了，關系也非常好，自然而然地寒暄起來：“周先生又用新的筆名了吧？”
魯迅反問：“何以見得？”
林語堂說：“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也是你。”
魯迅哈哈大笑起來，指著一旁的徐懋庸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徐懋庸的真身就在這里。”
大家聽了他們的對話，也笑起來。
徐懋庸是一名年輕的作家。林語堂誤會徐懋庸是魯迅的筆名，是因為徐懋庸也很擅長寫雜文，風格與魯迅很相似，針砭時弊毫不留情。當時，徐懋庸來到上海沒幾年，與魯迅打過交道。1935年，徐懋庸出版《打雜集》，邀請魯迅作序。
對了，魯迅還為徐懋庸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答徐懋庸關于抗統戰線問題》，大家不妨搜來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