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高中課本文言文《鴻門宴》，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先河，是一部劃時代的歷史巨著。
魯迅稱贊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句高度概括《史記》藝術價值的話，學生只約略知道它既是史學著作，又是文學著作，并不懂得它的深刻含義。
考慮到學生高中階段還將學習《史記》中的《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列傳》等作品，所以有必要向學生詳細介紹。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謂為“史家之絕唱”，含義深廣。我們知道，先秦三大歷史著作是《左傳》《國語》《戰國策》。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史，記事上至魯隱公元年，下到魯悼公14年，計269年間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重大事件。
《國語》是最早的國別體史書，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國之史實。
《戰國策》既是國別體史書，又是縱橫家之言，記載了繼《春秋》以后，到楚漢245年間之事。
而司馬遷的《史記》，記載了上起黃帝，下到漢武帝，時間長達三千年。它將各國諸侯片段歷史擴大為整個中國的歷史，是集先秦及漢初之大成的歷史著作。其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內容之豐富，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開創了紀傳體通史體例，改變了分割局面，順應了歷史的需要，建立了歷史統一的觀點，給后世史家樹立了法則。
宋代鄭憔在《通史總序》中說:“《史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異其法。”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但魯迅謂為“絕唱”，主要還因楊雄《法言.重黎》所稱的“實錄”，即記載歷史人物，特別是帝王將相“不虛美，不隱惡”。
司馬遷雖然生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武帝時代，但他仍然繼承了先秦的學風和文風。他充分肯定了陳勝、吳廣起義的進步作用，揭露了一些暴君、酷吏的罪惡；他還敢于評論當代，針砭時弊，甚至批評當朝天子。
像這樣的寫法，是前代所未有、后代亦罕見的“實錄”文字。“實錄”等于謗書，此后“實錄”就難得，因此《史記》就成為“絕唱”了。
端午文化節
“無韻之《離騷》”，是說《史記》繼承了《離騷》的傳統。《離騷》是中國文學史上光焰萬丈、映照千古的杰作。
司馬遷有一段精辟的剖析:“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大約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寫作《史記》，他懷著極大的熱情投入這項工作。
正當他專心著述的時候，卻因“李陵之禍”遭受了給人極大侮辱和摧殘的腐刑。
他忍辱負重，隱忍茍活下來，于是像屈原那樣發憤著書，并在《史記》的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
在《屈原列傳》中，他對屈原的怨憤特別加以肯定，認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能無怨，牢騷不平，乃理所當然”。
在《伯夷列傳》中，他借敘述伯夷、叔齊的遭遇，抒發了自己對于人世間是非顛倒的不平和憤慨。
所不同者，《離騷》是直抒胸臆，而《史記》寄托筆下的人物，他的筆端常是飽含著悲憤的情感；尤其對于布衣、閭巷之人、巖穴之士以及才高被抑、無可申辯者，都寫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
劉熙載《藝概.文概》說:“學《離騷》得其法者為太史公。”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其實，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近于《離騷》，并非得之于學，而是因為他的感憤同屈原一致，而且比屈原還要深廣。
他生于漢末，比屈原看到更多的歷史上的不公，人世間的不平，于是發而為文，自然不勝其憤。
這雖然不能算是自身遭遇的《離騷》，但也可以看著是感同身受的《離騷》，只是無韻文罷了。
總之，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是因為它用了前代所未有、后代亦罕見的“實錄”文字，二是寄托筆下的人物常含有悲憤的感情，可以看成感同身受的《離騷》。
簡單地理解為既是史學著作，又是文學著作，是十分膚淺的。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