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筆者與幾位有抑郁障礙病史的友人進行了一些關于“童年陰影是成年后抑郁發病的易感因素嗎？”的探討。
令人意外的是，他們幾乎都表示自己在童年時期或青春期就出現過類似抑郁的癥狀，并且這些癥狀大多出現在創傷性事件發生后。
甚至有一位朋友坦言自己初一時曾因長時間的情緒低落和自殺渴望求助于當地的精神病醫院，但由于沒有監護人陪同而無法就醫。而其他人則根本不知道當時自己的癥狀是否可以被確診。
抑郁癥這個名詞從誕生伊始，就鏈接著自殺、死亡、絕望。我們已經不止一次提及一個事實：全球有3億人正在經歷抑郁，與之斗爭。而隨著流行病學調查的深入，這個數字或許還會上升。
那么又有多少未成年人正受困于抑郁呢？對于兒童的抑郁癥，我們是否有不同于成人的治療方法呢？
未成年時期的抑郁難發現，原因何在？
“少年不識愁滋味”聽上去是很詩意的一句話，但通俗來講就是“小孩子懂什么？”。
就筆者自己的經歷而言，這更像是成年人的一種逃避和推脫——逃避觀察孩子的情緒的義務，推脫照顧孩子心理健康的責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孩童時期覺得被搶走了糖果、被損壞了布娃娃是天大的事，如果這時候再有家長強迫自己大度、忍讓，那這件事可能被記上很久。
但長大后我們還會因為同樣的事件而產生持續的憤怒嗎？我想大多數人的回答是：不會。
這就揭示了未成年人的抑郁情緒為何難以發現的原因：由于生活經驗和閱歷有限，未成年人（尤其是兒童）抑郁情緒的誘因常常是成年人并不放在心上的“小事”。
當未成年人產生抑郁，最好的情況是他們能夠正確識別自己的情緒，并進行處理，但這種識別和處理的能力是需要學習的。
如果監護人和教育者沒有觀察到未成年人的抑郁情緒或者對其視而不見的話，未成年人很難正確識別情緒、認知疾病尋求幫助。
所以未成年時期的抑郁障礙多起病隱匿，不僅患者的監護人和教育者無法察覺，就連患者本身也蒙在鼓里。
這些未被識別的抑郁情緒或已經符合病理的抑郁癥狀可能會潛行漫長的歲月，直至作為成年期的抑郁癥誘發因素。
有調查顯示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抑郁情緒和癥狀使其成人期患抑郁的風險增加2-4倍［1－2］。
兒童期抑郁的發病率很高嗎？
2005-2006年，Costello等人的研究顯示兒童抑郁癥的發病率大概在1%左右，進入青春期后，青少年抑郁的發病率急劇上升，到青春中到晚期抑郁癥的患病率超過４％～５％［1－2］。
但隨著流行病學的深入調查，2014年Sibeoni等人報道的數據表明兒童抑郁癥的發病率為2.5%，而且在6~12歲時發病率與性別無明顯相關[3]。
時隔10年的數據差提示我們，隨著流行病學調查的深入，患有抑郁癥的兒童的比例可能會繼續增高。
我們能為抑郁癥兒童做什么？
雖然未成年抑郁癥，尤其是兒童抑郁癥起病隱匿，但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醫生將目光轉向兒童抑郁的診斷與治療，未成年時期抑郁癥的診治也正走向正規化和個性化。
筆者一直呼吁，我們不應該將精神科的兒童病患當做“縮小版”的成年人來對待，更應該結合不同年齡階段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進行個體化治療。
兒童與成年人相比，肝臟和腎臟的相對體積較大、體液較多、脂防和血漿蛋白較少。這些生理學特點對于藥物代謝具有重要作用，導致藥物的首過效應更明顯、藥物代謝快、生物利用度低[4]。
所以對于兒童抑郁癥（尤其是輕、中度抑郁障礙）患者，我們可以將認知行為治療作為主要的治療手段而藥物作為輔助治療手段。
對于重度抑郁的兒童患者，歐洲藥品評價局(EMEA)推薦氟西汀用于8歲以上兒童和青少年抑郁癥的治療，截止到最新的研究，5-HT再攝取抑制劑（SSRIs）的療效比其他抗抑郁藥物好，并且引起的不良反應與自殺傾向程度較輕，可考慮作為治療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常用藥[5-7，11]。
易反復發作是兒童抑郁癥的一大特點。對兒童抑郁癥的病程研究發現在抑郁癥急性期癥狀緩解之后，繼續維持6-12個月的鞏固藥物治療可以有效地防止復發，藥物使用劑量與急性期治療相同。
同時，在維持治療期間可以考慮聯合認知行為治療和心理疏導加以鞏固，以幫助兒童青少年抑郁癥患者減少后遺癥[8-9，11]。
在一個階段的鞏固治療結束以后，需要對患兒進行評估來確定停藥或是繼續維持治療。治療藥物的選擇應該考慮既往使用過并取得療效的藥物[10]。若考慮停藥，則應該逐漸減少抗抑郁藥的用量，在6周以內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