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學士宋濂專職教育太子外，專職教育諸王的儒臣最著者為李希顏。這位隱居鄉里的宿儒很有點名望，明太祖便親自致函，延請他做諸小王之師。大約是李希顏也將皇宮中的課堂當作了私塾，這個脾氣古板的老儒對待不肯聽從教誨的小王動手便打。據說一次某小王被打，太祖撫著兒子的頭幾乎發作起來。幸有馬皇后出面，說師傅以圣人之道教諸王，是無可責怪的。李希顏教習諸王時間最長，直到他們大都陸續就藩后，才重歸故里。而此后類似的宮廷教育依然在進行，諸王成年后，諸王之子又被送宮中讀書。明成祖之子漢王朱高煦當年便是頑惡不肯認真就學的一個，太祖因此很不喜歡他。這種宮廷教育與家館不同之處是教師的充足，這也是其無與倫比之處，朝廷中著名的儒臣都可以調來任教，而就學者除諸皇子皇孫外，功臣子弟亦入內府讀書。除李希顏外，曾任教習的著名儒臣尚有多人。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授翰林應奉，教習大本堂，授楚王經”（《明史·陶凱傳》）。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教為文，才思泉涌，一時莫與并。”（《明史·詹同傳》）
▲劉三吾
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職。降國子博士，尋還職。”（《明史·劉三吾傳》）許存仁，名元，金華人。其父許謙，有文名，“太祖素聞謙名，克金華，訪得存仁，與語大悅，命傅諸子”（《明史·許存仁傳》）。孔克仁，句容人。“洪武二年四月命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明史·孔克仁傳》）太祖當時曾有一段名諭：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也？蓋師所以模范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茍道之不以其正，為眾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辭章而已。（《典故紀聞》卷二）這段話其實點明了當時宮廷教育的一個突出特點：諸王與諸功臣子弟讀書之目的并不在于科舉求仕，而是治國接班。這也是宮廷教育與社會公私教育的根本不同之處。
正因為如此，宮廷教育除去儒家學問之外，更加重視德行與修身教育。所謂“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和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講說”（《明太祖實錄》卷三一）。而在這方面，明太祖本人也充當了一名言傳身教的老師。太祖對諸子的要求一向是極其明確而嚴格的。他特命內侍制成“麻屨行幐”（麻鞋和行囊），并且規定：凡出城稍遠時，年長諸子必須“馬行其二，步趨其一”，以使之不致因環境優越而產生驕惰之習。而此時年齡最長的太子朱標不過十二三歲。他還讓人將古代的孝行和自己艱難征戰的經歷繪制成圖畫，頒賜諸子，使之早晚覽觀。“富貴易驕，艱難易忍，久遠易忘”，這三句話即為太祖教子之信條。（《明太祖實錄》卷二八下）在這方面明太祖堪稱一位嚴格教子的父親，“朕于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明太祖實錄》卷八〇）。這實在是令人難忘的教育，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訓誡。
▲明太祖（朱元璋）
這種宮廷中日常的家庭教育，成為太子諸王生活的主要內容。每逢太祖退朝還宮，諸子們會經常陪侍在旁，而太祖也不會放過這教子的機會，他指著宮中空地對諸子道：“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為游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開國規模》）同所有開國君主一樣，太祖非常重視歷史鑒戒的教育。他甚至親自為太子諸王編寫了兩部教科書，一部是《昭鑒錄》，一部是《祖訓錄》。《昭鑒錄》中選錄的全是漢唐以來藩王的善惡事例，《祖訓錄》是太祖平日的訓言。按照規定，諸子不僅必須認真記誦書中的內容詞句，而且必須將其抄寫到王宮正殿東墻上，以便隨時省覽。這種教育要一直進行到諸子接近成年，前往鳳陽中都鍛煉之時，然后方可再往封藩之地。明初宮廷教育的另一特點是伴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