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肯尼斯·約瑟夫·阿羅在他的經濟學經典著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中，研究了投票選舉方式，也就是通行的投票選舉方式能否保證產生出合乎大多數人意愿的領導者。或者說人們能否將社會每個個體的偏好次序綜合成整個社會的偏好次序。他通過嚴謹的數學推導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人類不可能從個人偏好順序推導出群體偏好順序。阿羅這個結論的含義是：根本不存在一種能保證效率、尊重個人偏好并且不依賴程序的多數規則的投票方案。阿羅的不可能定理意味著，在通常情況下，不可能通過一定的程序，準確地表達社會全體成員的個人偏好，達到合意的公共決策。
阿羅的不可能定理經受住了所有技術上的批評和挑戰，于是阿羅定律似乎成為公共選擇研究領域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怎樣綜合社會個體的偏好，怎樣在理論上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評價不同社會變革方案的方法，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
阿羅定理對我們回答教育焦慮問題有什么啟發呢？
首先，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中人民這個概念，應該細化為不同的利益群體；
其次，不同利益群體對教育的偏好和期望是不同的，非常復雜；
再次，阿羅定理說，當有超過三種偏好和超過兩個利益群體的時候，不可能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找出讓大家都心悅誠服的合意的方案。
以上我們用阿羅定理，得出了不存在人人都滿意的教育，從而得出人們對教育有焦慮有一定的必然。那么如何來解釋為什么我國社會的教育焦慮會與日俱增，越來越嚴重？
阿羅定理告訴我們：隨著利益群體和可選擇方案的增加，“程序民主”有可能越來越遠離“實質民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整個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教育機會、教育類型日趨多樣化，而且社會的利益群體可以更加被細分，比如改革開放早期，人們的高等教育機會基本是有和無的問題，但后來不僅是能不能上大學了，而是上什么類型什么層級的大學。此外早期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擴充，所以無論是利益群體還是教育方案都變得更加多元，這就使決定出社會普遍認同的合意的方案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從而導致人們的不滿意程度越來越強，對教育的焦慮越來越大。
那么，我國社會怎樣才能跳出在教育焦慮陷阱中越陷越深的困境？
我認為教育焦慮的根本原因并不源自教育系統本身，而是教育系統外部的因素通過教育系統傳遞給與系統相關的人。一個人有了炎癥，表象可能是身體發熱，如果我們盲目地給身體降溫，把身體放進冰水里，炎癥是除不去的，還會加劇身體的疾病。現在我國的教育在承受著不能承受之重。教育焦慮的最本質原因是在社會的評價機制、勞動市場、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
那么教育系統本身對于抑制教育焦慮是不是完全無所作為呢？我覺得應該不是的。通過前面的分析，至少有一點需要做到的是，我們要允許不同群體的多樣化需求，相應的教育改革和實踐一定要目標定位非常清晰，切忌一刀切，切忌把自己的價值偏好認為是唯一正確的目標強加于社會。如果社會的不同利益群體都能在教育系統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教育，這個教育系統就應該是一個還不錯的系統。當然，即便有這樣的系統，可能也無法根除人們的教育焦慮，因為根源還是在教育系統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