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之后拼的是家庭教育（《“雙減”落地,父母如何做好家庭教育》）
“以前每天回家輔導一下作業、周末上幾個課外班,帶孩子雖然很忙很累,但是時間過得很快,現在,僅剩的一個英語課外班也停了,真不知道以后這么多時間怎么打發了。”北京的小學生家長姜婷(化名)說。
家庭教育親子溝通是每一個父母必修課，因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親子溝通順暢的，那整個家庭氛圍都會非常和諧，更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長，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老師在講NLP親子溝通，高效能親子溝通，GROW溝通模式，手把手教父母如何做好家庭教育親子溝通，父母你要學習嗎？
長久以來,學生學業負擔重是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一大“頑疾”。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意味著我國教育改革邁入了深水區。”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導專委會秘書長邊玉芳在近日由中國青年報社、北京衛視主辦的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討會上這樣說。
“雙減”政策落地以來,變化已經顯現:孩子上學時間晚了、作業大多在學校完成了、周末也不用再去一個個課外培訓班“趕場”了。那么,多出來的時間干什么?家長應該如何利用這些時間?“雙減”之后如何當父母?成了擺在很多家長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已經出臺,并于明年起正式實施,這意味著“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已不再是“說說而已”,而是寫入了法律:“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樹立家庭是第一個課堂、家長是第一任老師的責任意識,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
由此,家長管娃這件“家事”將成為法律框架下的“國事”。家庭教育的質量在孩子成長中的重要性也越來越明顯了,家長必須承擔起應負的責任,而不能再當“甩手掌柜”。
如果說“雙減”之前的家長們是想盡辦法“雞娃”、“拼孩子”,那么“依法養娃”之后,就要“拼”家長了。
家長們是時候該作出改變了。
改變一:不能再甩鍋給手機
家庭教育中最大的難題是什么?不少家長都投票給手機,甚至有些家長把手機稱為家里的“不定時炸彈”,很多家庭矛盾都由它而起。
不久前,共青團中央與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聯合發布了《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未成年網民達到1.83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為94.9%,超過三分之一的小學生在學齡前就開始使用互聯網。同時,手機是未成年網民的首要上網設備。
這是一份針對全國近3萬名小學、初中、高中及職業學校學生的抽樣調查,他們中有00后,更多的則是05后和10后。
這些數據的背后,是網絡對于05后和10后這一代孩子來說已是有如空氣般的存在,與上一代不同,他們與網絡之間的橋梁已經從電腦變成了更為便捷的智能手機。
而當這些抽象數據還原為真實的家庭生活時,痛苦和沖突隨之而來。
“不碰手機,兒子就是天使,只要拿到手機,‘天使’瞬間就變成‘小惡魔’。”北京的初一學生家長華欣(化名)說。
不久前的一個夜里,華欣起床喝水,突然瞟見兒子房間里閃過一道微弱的光,華欣很納悶,便輕輕地走進了兒子的房間,并沒有發現什么異常,兒子也閉著雙眼似乎已經睡著了。
華欣離開前,準備把放在兒子枕邊的手機換個地方。“剛一碰到手機我就發現手機竟然是熱的,甚至有些燙手。”華欣說。
就在華欣還沒反應過來怎么回事兒時,兒子突然坐了起來,從華欣手中大力搶過了手機,并瞪起了眼睛。
突然發生的變化讓華欣感到震驚,而更讓她震驚的是,兒子眼中冷漠的目光。
就在一搶一奪之間,親子之間的和諧不見了,家庭矛盾也隨之升級。
問題是不是出在手機上呢?
當家長們對手機“恨之入骨”的時候,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青少年與教育社會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告訴家長們:“網絡里也有風險,面對網絡風險時大多數青少年的處理方式是‘不理會’。”
她所在團隊的研究顯示,如果分享的話,他們告訴同學的比例是16.24%,高于告訴父母15.29%的比例。按理說,父母本應該是孩子們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遇到危險時。但事實是,青少年在面對網絡風險時,他們更多的時候選擇沉默,或者是告訴他的同輩朋友,之后才是家長。
手機難題的背后,是在一次次的親子互動和摩擦中,父母正在失去孩子的信賴,而這才是家庭矛盾頻頻發生的癥結所在。
“研究表明,青少年上網所做的事情排名第一的是學習,包括查資料、傳遞作業等等,排第二的是聽音樂,排在后面的是游戲、聊天以及短視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雷靂說,從這個排序來看,問題并沒有家長想象得那么嚴重。
一名中學生曾經這樣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爸媽拿著手機就是在工作查資料,怎么我一拿起手機就是玩游戲?他們越這么說,我就越玩。”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會秘書長惲梅指出,現在的家庭教育中有一種“經驗性傷害”,就是父母總帶著自己過去成長中的經驗去要求現在的孩子。
“我們已經進入了后喻時代了。”惲梅說。家長不能再把原來的經驗用在家庭教育上了,必須跟孩子一起學習。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孩子,在此基礎上才能找回原來的信任。
雷靂教授指出,當下網絡對于青少年的成長來說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青少年為什么特別喜歡網絡、音樂、游戲?”雷靂說,每一個青春期的孩子,都有一個成長中必須完成的心理發展任務,就是解決自我認同的問題:要搞清楚我是誰,別人怎么看我,我的未來什么樣?網絡恰恰給青春期的孩子提供了探索的平臺和空間,而且,在網絡中犯錯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比較小。比如,一個男孩子在現實社會中穿裙子上學去,可能會“社死”,但是在網絡上,大不了改回來就行了。
要防止青少年的網絡沉溺,但是絕不能用“堵”的辦法,更不能不讓青少年接觸網絡。
改變二:不能再甩鍋給時間
“家庭教育領域中存在著一種習慣性外包的現象。”惲梅說。
以前,一說到家庭教育,不少家長就會說“沒有時間”或者“工作太忙”,于是把學知識的事交給課外培訓機構、把學技能的事交給專業的教練,連給孩子增強營養的事也“包”給了外賣。
是時間的問題嗎?
邊玉芳提醒大家關注一個現象:去年年初,因為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少孩子和家長留在了家里,按理說家長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增加了,可以更好地實施家庭教育了,但是親子沖突卻明顯增加了。“這說明不是時間的問題,一些家長不知道應該如何安排孩子,很多家長不知道如何跟孩子相處。”邊玉芳說。
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80.7%的受訪家長平時在家庭教育中有很多的困惑,94.7%的受訪家長期待家庭教育促進法能夠幫助自己緩解教育的焦慮。
其實,并不是家長們沒有能力給孩子們制定“時間表”,而是“時間表”上的內容過于單一。
在由奧運冠軍、騰訊成長守護溝通計劃發起人鄧亞萍主導策劃的《敞開心扉的少年》節目中,有這樣一個典型的家庭。
7歲的小女孩上小學一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好,但是媽媽看到周圍有孩子還會額外學習一些內容,擔心女兒被別人趕超,便四處找題,每天給女兒額外加作業,小女孩形容每天的題量“有正反面兩張A4紙那么多”。
這樣的例子雖然極端,但是并不少見。
“有一次我給大學老師做講座,提到家長應該把孩子40%的時間空出來,一位大學老師馬上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家庭教育學會理事兼專家委員會委員儲朝暉說,因為這位家長已經用學習把孩子的所有時間填滿了。
“我們的家庭教育知識化、學校化、技能化的特點已經越來越突出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家庭教育首席專家孫云曉說。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教育,家庭教育沒有大綱和教材,更沒有做不完的習題。家庭教育其實要經歷一個“去學校化”的過程。
家庭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呢?
“家庭教育一定是這樣的,今天家里發生了一件事,孩子做得不夠好,這時候,家長的教育機會來了;或者鄰居家發生了一件事,也可以成為家長的教育機會;同樣,社會上發生了什么事,也是家長的教育機會。”邊玉芳說。家庭教育應該發生在每一天的任何一個時刻,應該就發生在飯桌上。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每5年會進行一次中國少年兒童發展狀況的調查。該中心2015年的調查顯示,有近六成的孩子每周有6-7天與母親一起吃晚飯,與父親一起的比例為四成多,與2010年相比有小幅增長,但是同時,也有近兩成的孩子每周跟母親一起吃晚飯的次數不足兩次,三成的孩子跟父親一起吃晚飯的次數不足兩次。
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討會的多位專家指出,家庭教育要回歸生活,一家人一起吃飯是家庭生活中最典型的場景。
都說這一代家長學習能力強,但是會學習并不意味著會教育。“很多父母看書的讀書筆記就很厚,重要的是要把學到的內容做出來。”惲梅說。
所有的改變,歸為一點就是家長要改變高高在上的姿態,放下身段,真正拉近與孩子的距離。
